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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術初到中國 曾被認為是某種會奪走人生命的武器

發布時間:2019-04-11 15:17:51

  約翰·湯姆森拍攝的“一位中國高官家”,據考證此為一名叫楊昉的北京官員家,這位官員熱衷于攝影

  圖為英國攝影師費利斯·比托于1860年拍攝的恭親王像

  圖為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森于1873年拍攝的恭親王像

  三月末,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舉辦的“世像與映相”展覽結束,展覽展出的作品均是19世紀下半葉中外攝影師在中國拍攝的圖像。跨越百余年,這些影像讓人不禁思量,當攝影初到中國之時,究竟是何種情形。

  今時今日,人們已經習慣于用各種攝影攝像工具記錄自己的生活,但攝影術發明之初,卻很難為當時的人們所接受。19世紀,法國人達蓋爾發明了攝影,之后這項能夠記錄人物、建筑以及風景的技術很快傳入中國。攝影初來中國,發生了很多值得玩味的故事。

  攝影術的發明和歐洲人的態度

  1822年,法國一名退伍軍官約瑟夫·尼塞福爾·尼埃普斯開始研究通過將涂有瀝青的金屬版曝光來獲得影像的方法。之后,他又嘗試在鍍銀的銅版上進行曝光,留住影像。在此期間,他認識了舞臺設計師達蓋爾。1829年,二人簽訂了合約,約定共同研究攝影術。4年之后,尼埃普斯突然去世,但達蓋爾沒有放棄研究,仍致力于尋找記錄影像的方法。

  直到1835年,達蓋爾發現涂有碘化銀的金屬版曝光后所留下的潛影可以在水銀蒸氣的作用下顯影。這種方法所需的曝光時間較之前尼埃普斯的方法短了許多,只需要二三十分鐘。1837年,達蓋爾發現將底版在食鹽溶液中浸泡可以解決碘化銀見光會變黑的問題。同年3月,達蓋爾用硫代硫酸鈉取代了食鹽,并將其發明的這種攝影方法取名為“達蓋爾銀版攝影術”,即銀版攝影法,攝影術由此正式誕生。

  根據法國攝影師納達爾的回憶,攝影術剛剛發明出來的時候,公眾聽聞了這項發明都很“震驚”,同時,人們對這種技術感到“很迷惑”。納達爾還說,照相很快便與其他的超自然現象、妖術淪為一談,人們把攝影師看做巫師,認為他們是在借助冥王的力量,利用手中的相機攝取被拍攝者的魂魄。1840年,丹麥雕塑家貝爾特·托瓦爾森在拍照時還特意做了一個驅魔的手勢。另外,據納達爾記載,“上至親王,下至黎民百姓,面對相機都會瑟瑟發抖”,即使是最有知識和智慧的人,在面對照相機的時候都會“退避三舍”。

  納達爾所說的“最有智慧和知識的人”很可能是指他在回憶錄《當我曾是攝影師時》中寫道的曾經出現在他鏡頭里的法國著名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巴爾扎克著名的“攝靈論”認為,每個人的身體都是由一系列靈魂組成的,這些難以計數的靈魂以極小的薄膜形式層層疊疊地重合在一起,而達蓋爾攝影術每次會捕捉、剝離和留住一層投射在鏡頭上的靈魂。這種想法與歐洲當時盛行神秘術相關,同時也反映出人們面對新生事物時,由于其不確定性而產生的恐懼,但在之后不久的1842年,巴爾扎克就已經接受了照相,并且稱贊照片“逼真”、“細致”。

  在這時,西方人也未完全接受攝影之術,曾有一位英國評論員評論說這項發明“幾乎沒有任何實用價值”,同時表示如果這項技術不繼續進行“很好的完善”,恐怕“還不如去做紐扣來得更實在些”。

  部分中國人接受了攝影

  攝影術發明后不久便隨著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爆發、中國近代化的開啟進入了中國。在幾乎同一時期,中國科學家鄒伯奇也在《墨經》和《夢溪筆談》的基礎上研究光學現象,并于1844年完成了與此相關的專著《格補術》和《攝影之器記》,同時成功研制出了“攝影之器”——盡管這臺器材實際上是用做測量的儀器,但其中應用的小孔成像、透鏡成像原理以及調焦、用紙承像等手段,都使得這臺機器無限接近用感光材料把影像固定下來的照相機。

  盡管中國古代早有光學研究成果,但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攝影、成像之術還是顯得十分神秘莫測。故而當人們面對手持照相器材的洋人攝影師時,也產生了幾種不盡相同的反應。

  1844年10月,法國海關官員于勒·埃及爾帶著他的達蓋爾銀版相機來到了澳門,此時的中國人對照相機并不反感,也不害怕,應埃及爾之邀拍攝的人還會對這古怪的器材表示好奇。在當月18、19兩日的日記中,于勒·埃及爾寫道:“行人對我的拍攝要求每每非常配合。他們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人,很多人愿意為我擺姿勢;作為回報,應他們的要求,我會在拍照后向他們展示相機內部的構造以及拋光的金屬版上的影像。他們滿懷驚奇,笑聲不斷。”之后的半個月,埃及爾拍攝了很多照片,同時指出,當時的人見到照片更像是孩子看到新奇事物時候的反應,更多的是“朦朧的好奇”,而非震驚。

  同樣是1844年,一位叫做奧斯蒙德·蒂法尼的美國游客記述的情形卻與此不盡相同,他在記述一家照相館開業情形的文章中提到:“很多守舊的中國人對照相術感到又震驚又迷惑,有些人覺得攝影師是巫師。”

  顯然,用一家攝影館開業時的圍觀人群的態度指代所有人對攝影的態度是片面的,清道光朝進士、詩人周壽昌于1846年游歷廣東,并在其時接觸到了攝影術,遂作《廣東雜述·畫小照法》記錄:“坐人平臺上,面東置一鏡,術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藥少許涂四周,用鏡嵌之,不令泄氣。有頃,須眉衣服畢見,神情酷肖,善畫者不如。鏡不破,影可長留也。”所謂的“畫小照”便是攝影,“術人”即是攝影師,這段文字清晰地記錄了彼時攝影師進行人像攝影的基本情形,而作者在字里行間流露出的也是對這種方法的肯定,并沒有過多的驚訝或是惶恐。

  然而,周壽昌對攝影的態度并不能代表所有清朝官僚的態度。1858年,后來因為火燒圓明園而臭名昭著的英國全權特派大臣額爾金勛爵詹姆斯·布魯斯在與清政府高層官員會晤的時候就曾展示過照相技術以及電報技術,但當時與額爾金進行會晤的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和兩江總督何桂清等人卻對電報技術更感興趣。顯然,桂良等人當時都被額爾金“電報能讓皇上的號令更快地送達各個省份”的說法所吸引了。但是,桂良等人卻不拒絕照相,他們在額爾金建議大家合影留念時都“很開心”,并向額爾金表示了感謝,“很快就位,準備拍照”。

  顯然,大臣們并沒有在照相后將照相的心得分享給恭親王奕訢。1860年10月,《北京條約》簽訂時,英國攝影師費利斯·比托為恭親王拍攝了一張照片。很多資料上都有記載,恭親王在初見照相機時“面色死灰”,擔心照相機其實是某種會奪走人生命的武器。但是這種情況在之后攝影師對恭親王的拍攝中很少見。1873年,同樣是著名在華攝影師的英國人約翰·湯姆森為恭親王拍攝了一張照片。在這張照片中,恭親王坐在花園中的圈椅上,右手大拇指戴著扳指、扶著假山。神色嚴肅但也較為自然,坐姿也較為放松,可見已經適應了拍照。

  裕勛齡拍攝的慈禧(左三)照片,圖中左一為裕勛齡的母親,其余兩位女性是裕勛齡的妹妹德齡和榮齡,照片拍攝于1903年。

  中國港口城市興起照相館

  通過上述資料可以推測,在攝影技術初入中國時,盡管一些人對此不甚感興趣甚至感到迷惑,但是總的來說,中國人并不排斥這項技術。然而,隨著當時中國與歐美國家關系的日益緊張,普通民眾開始愈發排斥外國人,同時,從19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民間則流傳著外國人殺害中國孩子,用他們的眼睛拍攝照片的謠言。有關這一謠言的記載可以參考當時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日記,他在1864年6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京城最近謠言四起,說外國人買來中國孩子,然后挖去他們的雙眼,去做拍照的藥劑。”這一說法不僅在普通人中傳播,據1865年至1866年間駐在北京的英國外交官米福特所撰文章記載,就連當時的重臣曾國藩都相信這一說法:“曾國藩大人有一次和一位英國醫生談及此事。談話間,他突然說:‘你們對此不要矢口否認。我這里有標本作證據。’隨后,他掏出一袋明膠膠囊給醫生看。但這些膠囊其實不過是用來裝蓖麻油或者其他藥類而已。”

  也許是受這一說法的影響,法國攝影師保羅·尚皮翁在1865年于中國進行拍攝時受到了較大影響,他說一些中國人認為相機“被念了咒”。這一例子正說明了不同中國人對待攝影的不同態度。無獨有偶,1872年,約翰·湯姆森曾在長江沿岸的某個村莊被村民圍攻,而他本人也曾在其《中國與中國人影像》、《帶著相機穿越中國》等書的序言中提到過在拍攝時遇到的困難:“我經常被當成一個危險的風水先生,我的照相機則是一件邪惡而神秘的工具,它能幫助我看穿巖石和山脈,刺穿本地人的靈魂,并用某種妖術制作出謎一般的圖畫,而與此同時被拍攝者身體里的元氣會失去很大的一部分,他們的壽命將因此大為折損。”湯姆森判斷,正是出于這種原因,他很難獲得兒童的肖像,但是卻有很多人愿意將自己的父母帶到照相機前來照相,通過作為攝影模特而獲得的微薄資材來購買壽材,以此體現孝道。

  湯姆森還在序言中說,人們不止一次地朝他扔石頭,或者用其他粗暴的方式對他。特別是在大城市,對外國人的憎恨表現得尤其明顯,而在很多鄉村地區,不管是與歐洲人有來往的官員還是平民,他們都對湯姆森這個外國人很友好,“給予我這個外國人最真誠的款待”。當然,湯姆森被圍攻的事情不僅發生在中國,他在馬六甲地區拍攝時也曾遭到過類似的圍攻。

  有趣的是,這一時期中國的名伶卻給予了攝影術青睞,他們希望拍攝各種劇裝照來留住自己的形象。這種情形的出現也在客觀上影響著經濟、娛樂發達地區的民眾對攝影潛移默化地接受。與此呼應,在中國的許多港口城市或者成為租界的地區,攝影已經變得普及,同時在那里出現了許多商業照相館。這些照相館多集中在南方,在19世紀四十年代,香港就已經出現由美國人創辦的照相館,至于六七十年代,則出現了很多由中國人創辦的照相館。如香港攝影師黎芳創建的阿芳照相館,還有瑸綸、日成和宜昌等照相館。此外,在廣州、上海、漢口等地也都出現了商業照相館。在這一時期,供職于江南制造局編譯處的編譯傅蘭雅還翻譯了許多英國人斯科特所著關于攝影的書籍,但并沒有得到重視。在中國,攝影這項技術在當時普遍用于娛樂或者作為一項單純的技術,國人并沒有用它進行宣教方面的工作。

  慈禧曾拍過動態短片

  與民間于19世紀便開始照相不同,清末時清王朝的實際統治者慈禧太后于20世紀初才逐漸接受了照相。據傳,慈禧最早接觸攝影是在19世紀六十年代,而到了晚年才開始拍照,她的攝影師之一是清駐外公使裕庚之子裕勛齡。

  根據裕勛齡的妹妹德齡公主所寫《宮中二年記》載,慈禧是在看到了德齡曾經在歐洲拍攝的禮服照片后才有意拍照的,但是慈禧擔心“普通的攝影師恐怕入不了宮”。于是,德齡的母親向慈禧進言,說德齡的兄長勛齡曾經在巴黎學習攝影,已經有些時日,推薦他入宮拍照。慈禧微微責怪德齡的母親沒有早些告訴她勛齡會拍照的事情,還言自己愿意嘗試新事物。最終,慈禧宣裕勛齡入宮,為她和德齡、榮齡二位公主以及她們的母親一同拍照。之后,慈禧在去世前還曾拍攝過動態的短片。

  通過以上敘述不難發現,在攝影傳入中國后,國人對其的接受程度處在一種螺旋的上升之中。雖然這種態度在沿海和內陸、城市與鄉村之間有著不同的差別,但總體而言,中國人在接受攝影術這件事上與當時的西方人并無太大差別,都經歷了一個由不確定、恐懼到愿意嘗試再到普遍使用的過程。最值得慶幸的是,正是這種技術的發明與普遍應用,才讓人們獲得了記錄處在巨變中的中國的手段,為后人提供了更多研究的資料與線索。(來源:新華網 袁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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